对于寻常的官吏，乃至大户豪富而言，这当然是侵害了他们的利益。但是韩琦的着眼点不同于这些人。在他看来，“差役法”里衙前、押司之类的州县役，本就该是这些上户的职责。他们逃避日久，现在却只需比旁人还要轻一半的代价，就能轻松避过。而那些下户们，每年夏秋就要缴纳两次赋税，现在竟然还要交免役钱，岂不是又多了一样苛捐杂税？

　　至于针对灾年设置的“免役宽剩钱”，就更离谱了。要每年多交二成的免役钱，储蓄起来，到了灾年就无需向民户征收免役钱了。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若遇灾年，本就应该朝廷赈济，免除赋税劳役，怎么还要小民提前支付，变相敛财呢？

　　此法若是施行，不过是损下户而益上户。当年他在并州施政时，曾言“差役法”致使“富者休息有余，贫者败亡相继”。这“募役法”跟当年也相差无几了。

　　如此言论，可是直刺根本，想来王安石确实有把这个新法当做“富国之术”来用。而他对于官户、上户减免赋税的宽待，也未尝没有一丝自保的心态。万一过于严苛，那些兼并之家的豪富拒不执行，甚至全盘推翻新法，他岂不要难办？

　　这些隐晦的想法，都被韩琦看在了眼里，并明明白白点了出来。这就是为官四十载，历经三朝的能臣之言了。而他对于韩邈的要求，就是针对这些，在《日新报》上撰文。役法更改不是不行，但是应该想出更稳妥，更完备的方案。

　　这要求，可比一味反对要好办多了。

　　见李格非也明白了韩琦的用意，韩邈笑道：“文叔可想好要怎么在报上刊文了吗？”

　　李格非沉思片刻，有些迟疑：“此事不好在刊首直言，写成话本故事，又难免失之轻佻。不如分批写点杂文，议论一二？”

　　韩邈却摇了摇头：“市井中人，哪个耐烦看杂文？若是分批写来，也不过是些不痛不痒的牢骚罢了。不妨寻些因役破家的案件，刊在市井新闻那栏。最好分为中户和下户两类，既能显出‘差役法’的恶处，也能点出‘募役法’的不足。物伤其类，必能让那些百姓更为了解新法的优劣。”

　　李格非一听就明白了，大喜赞道：“景声兄此法妙啊！不如再刊些相关的读者信函，如此一来，更显公允。”

　　现如今，他们要做的并非是支持哪边，而是就事论事，不偏不倚。也唯有如此，才能让《日新报》在混乱中存身，同时达成韩琦的指示。

　　韩邈微微一笑：“文叔此言不差。既然是韩相公吩咐，咱们也要尽一份力才行。”

　　※

　　“募役法”的颁布，不止是士林中争执不休，民间也是有人讨论。大多数人听闻要再交一份钱，就已经忙不迭的放声大骂。但也有些有识之士，乐见原本那些可以免役的人掏钱助役。

　　只是如今此法只有细则，寻常百姓哪里能弄明白其中的弯弯绕绕？吵也是吵不出个所以然的。

　　但是很快，局面就生出了变化。《日新报》在转载了《京报》上关于“募役法”的总则之后，开始在新闻一版讲起了案件。有因为应役衙前，被官人坑害，破家后状告不得，阖家自戕的。也有原本就穷苦不堪，因役力太苦，死在任上的。更有不少滥征役力，导致民不聊生，弃田而走的。

　　这些可都是明晃晃的实证，看起来尤为触目惊心。除此之外，报上还专门僻出了一栏，刊登来信。有些信粗鄙荒唐，讲些听来的乡人故事。亦有些大大方方计算“募役法”和“差役法”的差别，想要推断哪种更好。当然，也有更进一步谈起了“役力”的根本，和为何富户也要应役的道理。各种言论不一而足，着实让观者津津乐道。

　　这些他们能看懂啊！不但能看得懂，还能跟人探讨一番。因而每到报纸刊发那日，茶楼中都热闹非凡。

　　“我就说了，那‘募役法’是不成的！两税都交过了，应役也不是年年都有，为何还要再增一样免役钱？这怕不是朝中有奸佞，想要敛财害人！”

　　今天讲的案件，是贫户因为赋税太重不堪忍受，选择逃荒流窜，最后从贼的案子。有人看了，立刻感同身受，破口大骂起来。

　　“应役又不给你发钱，两年不能在家干活，这得亏多大一笔？我看交钱倒是省事了，雇些闲汉来做差役不就行了。”这显然是看了前天报纸的人。那篇讲的却是个中产之家，因为摊上了衙前的重役，最后家破的案子。最是能引起这些中户的共鸣。

　　“你们这些都是末节。咱们东京城的百姓，有几个家里有田的？往年从没服过徭役，凭什么现在要再收一份？”说这话的，一身锦衣，满面愠色，显然是个被新法牵累到的上户。

　　“凭什么不能收？”坐在外间，一身粗布麻衣的汉子叫唤起来，“你也不看看应役都是干什么的，还不是为官府办差？这衙门难不成是专给穷户开的？到头来还不是官人得了便宜！明明田赋官户都是要交的，凭什么就不用服役？”

　　“君子岂能劳身？”对方恨恨斥道。

　　“没让你劳身啊，掏钱不就行了！你看看那些手力，散从官，还不是为官老爷卖命的。卖命不说，还要破财，简直不当人子！”义愤填膺的声调，顿时高了起来，竟然引来了一片赞同之声。

　　当然，这些人里，也不免前几天还在吹捧“募役法”，过两日又破口大骂的。不过是随波逐流，没有个定念。自然是报上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