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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排讲座顺序是按着在职时的官职顺序来排的：方提学虽是七品御史，却位卑权重，在京三品大员也要在他面前折腰的，自然无人敢排在他面前；之后便是曾任五品吏部郎中，却早早抛下实权清贵之职，回乡作了一位讲学名士的张郎中；在湖州知府任上告老致仕的王大人；最后才是见任六品通判的桓凌。

　　张郎中自己开书院授课，讲学经验丰富，并不讲理学，而是讲跟考试有关的基础理论——立国百四十年来，《大学》《中庸》题都出得差不多了，考题最可能出自《论语》《孟子》，而《论语》又是记录孔子言行之书，更可能出题，他便摘了一段“八佾”来讲。

　　而王知府是做了多年亲民官的，以实务为先，讲的是朱子传人陈淳的《北溪字义》。

　　陈淳讲“力行为主，致知副之”，较之朱子的说法更合他的心意。不过之前方提学讲了“知行相须”，他不能再接着讲知行，便讲了《北溪字义》中的“敬”。

　　朱子讲“居敬穷理”，他便从这个“敬”字讲起，给台下众生讲如何持敬修心：无事时心平气静，不神游外物，有事时则心中只装这一件事，不要被第二件、第三件动摇。

　　虽然跟考试无关，也不是教材主编朱子本人的思想，宋时还是很认真地听了——这个持敬工夫对拖延症也很有用啊。要是真能做到专心一事，不被闲书、杂事、门外卖东西、打球的声音打搅，学习效率肯定能提高不少！

　　回来写个座佑铭贴墙上。

　　王知府讲学终了，台下众人照例起身致谢，然后研究该向他提什么问题。宋时飞快地写了一个中庸题折起来，便注目眼前座席，一眼不眨地看着桓凌朝台上走去。

　　终于轮到他师兄讲课了。

　　他亲师兄，学问特别好，能考全国前十的！

　　他的腰板儿悄悄挺直了几分，抖擞精神、抓紧毛笔，只等着记下他整场讲座内容。

　　作者有话要说：　　参考

　　评《诠释与构建——陈淳与朱子学》 熊循庆

　　北溪字义 宋 陈淳

　　朱熹与王阳明知行关系比较  张慧霞

　　再谈朱熹的知行观 傅小凡

 

第48章 

　　桓凌坐到讲席上，先看了一眼台下。

　　从高台上看下面, 便见黑压压一片头巾铺向远方, 众举子、生员的小动作一览无余：写题目的、与同伴讨论的、找人抄记方才讲学内容的、喝水的、吃果品点心的、无所事事呆坐在位子上的……

　　他从前给宋时讲学, 都是两人并排坐在桌前，面前摊着书讲, 今日倒是头一回高坐台上给人讲课，感觉十分新鲜。

　　若是回头在后衙里布置个略高的讲台、下面安一方桌椅，让时官儿在下头念书, 他在上头盯着他讲课, 却不知是什么感觉？

　　桓凌想得心动, 目光从那片学子身上收回来，越过宋县令落到他身后的宋时身上, 要看看他在做什么——

　　他什么也没干, 正仰着脸看向台上, 满含骄傲和期许地看着他。

　　当初他考中了举人试时, 宋时就这样看着他，用一种长辈点评似的神气对他父母说：“明年春闱, 师兄必定能点中进士, 与老师一样做个清廉忠直、铁骨铮铮的御史。”

　　可惜他没能参加转年春闱, 父亲就已因急病过世。再之后母亲也因忧思过度, 悒悒而亡, 宋家世伯又远到这边陲为官……直到这么多年后，他才又见着了宋时这样为他骄傲的神情。

　　他得讲得更好些，别叫前几位讲师压住, 好叫他师弟还能这样自豪地向别人夸他。

　　桓凌垂眸微笑，朗声道：“本官今日要讲的是孟子·离娄上中的淳于髡一节。”也就是后世流传最广，最常被人引来发议的“嫂溺援之以手”一节。

　　他讲孟子，也和那位张郎中一样，就是为了给考生们做个考前辅导。

　　考试时虽以四书五经并列，可四书才是人人必修必考的基础，五经则是选修，单讲一经，其他经科的学生便受不到益。所以从方提学开头，四位老师不是讲朱子一脉的理学就是讲四书，皆是考试能用到的知识。

　　《孟子》七篇共三万四千余字，是四书中最长的一本，故而也是最容易出题的一本，随便截一句甚至一节就是道大题——不像《大学》《中庸》，因考得太多，已经到了省试会试这样的大考都得出截搭题的地步了。

　　而“淳于髡”这一节句句经典，讲的是读书人该恪守正道的道理，实在有值得考的地方——便是不考，读书人也该用心揣摩遵行孟子之言，庶几不负读书人济天下之志。

　　他便先从字词讲起：“淳于髡，是齐国辩士……”

　　淳于髡正是齐威王“一鸣惊人”故事中，劝威王振作的另一位主角。他自俳优出身，能言善辩，曾在楚征伐齐国时到赵国借兵退齐，又屡劝威王勤力王事，被威王拜为政卿。他的事迹记在《史记·滑稽列传中》，在桓凌看来，是读书人就都该知道，所以介绍淳于髡的身份时，并不提他在齐国的官职，而是单点出他“辩士”的身份。

　　因是辩士，故擅长用布设陷阱，巧用隐喻申自己的道理，辩得人哑口无言，只能屈从他的说法。

　　于此节中，淳于髡先与孟子论“男女授受不亲”“嫂溺援之以手”两条。这两件事看似只是礼法之争，实则是淳于髡设下的论辩陷阱——

　　在孟子说出“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之后，他便就着这个“权”字紧逼孟子，指出当时天下大乱，百姓如溺，孟子既知事急从权，也不该死守正道，而该如同“嫂溺叔援”般放弃心中所执，出仕为官，以掷救陷溺乱世中的百姓。

　　而孟子的回答却更有力：天下陷溺，惟道可以救之。嫂溺可以仅用手援助，难道你能以一双手将天下从陷溺之境救出来么？

　　能救天下的惟有“道”。须自己先恪守正道，遇合了肯听谏言，以正道治国的明君，方能令君上施仁治、行德化，以救世百姓。若为救世先弃了正道而去逢迎昏庸君主，则即便当了高官，君主对他言听计从，可他自己已失了解救天下的器具，又如何还能援救天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