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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他那个世界，到明朝后期，学者渐渐感觉到《胡氏传》对思想的束缚，以及义理解经中强辞夺理的地方，开始回头研究汉代经学，重视考据而轻义理。发展到清朝，就基本抛弃宋代的义理解释，兴起注重考证的朴学。

　　他看了两篇明清《春秋》学论文，就已经不自觉受了诱导，这篇文章里竟没提一笔“宋人”与“桓公”这两个称呼背后所藏的天理，写到齐伐楚也没提一笔胡氏最爱论的“攘夷”。

　　偏偏他写完也不后悔，再看几遍这篇只列举经传内容为论据、半点不涉及理学的文章，都觉着不能删改。

　　说是一字不易也太夸张，可这篇文章里实在没有容得下“天理人欲”之论的地方了。

　　他又吐了口气，提起笔来改格式、挑错字，决定一字不改地把它交上去——管他这回考得过考不过，反正他是保送生！与其把这篇文章修改成他自己也不能满意的模样，还不如就按着自己的本意来，让方提学这样的大家看看他的文章可行不可行。

　　他把草稿改好，拿出稿纸来抄写，才想起刚才方提学在旁边看他的四书文，猛地抬了一下头。这一下正好看见方大人坐在堂上，精光四射的双眼正盯着他们这些考生，蓦地与他目光相撞，忙又低下头，仔细誊稿。

　　两篇文章抄完，也还没到中午。不过他没什么要改的，这场内也不是呆着舒服的地方，索姓还是先走了的好。

　　他把卷子收起来，便到堂前送给收卷官。

　　院试的卷子也要糊名，以防作弊，却只糊名不誊抄，而且提前交卷的考生，提学一眼就看见人了，这道糊名手续也几乎等于无。

　　宋时上前交卷子，方提学招了招手叫他过去，要给他做个面试——一般来说都是第一场考试后转天再面试，不过他交卷子交得太早，龙门还没开，这工夫也是白在门边等着，方大人索姓就想多考他些东西。

　　文章都交到试卷官手里了，不必再考什么，方提学于是问他：“你可会作诗么？本官倒要考考你的诗才，你可敢当面作来？”

　　考吧！不要因为他是个穿越者而怜惜他！

　　他小时候就跟方仲永一样被兄长带着到处展览过，后来更是做了进士弟子，又跟容县、武平的书生儒士多有来往，指物作诗也算本职了，不大怕考。不过方大人考的和他从前作的、用以炫耀天姿才学的作法不一样，既不指物也不抒情，而是“赋得诗”。

　　也就是摘古人诗句为题，以五言八韵为限，如唐宋时的试帖诗。

　　方提学随口吟了一句“云补苍山缺处齐”，就让他以山为韵，当面作来。

　　这诗就不像八股一样还要引据原题之意，只要写出自己的心声便是了。他心中想象着前世游黄山时见过的云海蒸腾、山峰半露的胜景，顿时思绪纷涌，从考篮中取中纸笔题诗：“云岫接天景，苍苍映日环。雾侵纱障绕，未许窥真颜……”

　　他刚穿来时常给人当神童展览的，作诗比作文章还快，不管质量，速度至少是相当可观的。方提学眼看着他一字字连着写下云，连停笔思考的时间都不要，当真要以为他是绝世才子了。

　　然而看了诗之后，那“才子”两个字还能勉强留一留，绝世就还是删了吧。

　　最高也就给个诗会上的人情点评了。

　　方提学轻轻“嗯”了一声，脑袋都不动，斟酌着夸了一句：“才思敏捷。见诗如见蓬莱清景，清昀欲流。好了，本官已见过你的才学了，你先去龙门等着，待会儿凑够了人数便回去吧。”

　　宋时提着篮子，收拾了剩下的纸笔，老老实实到龙门等候。福建学子才华高的多，不一会儿龙门那边便凑够了人，先放了第一批人出去。

　　方大人监考却是要监一天的，长日无事，便叫人糊了最先交上来的几人的卷头，先挑出宋时那摞稿纸，拿回桌上细看——

　　第一篇四书题的草稿他已经看过了，写得准情酌礼，语归典则，堪称是议“礼”的佳作。若非这篇文章太好，他也不能把宋时叫到面前复试，听他干巴巴一派台阁气的应制诗。

　　他看了看第一篇与草稿无异，便直接在题目旁画了红圈，写上评语，然后开始看《春秋》。

　　方提学本经不是治《春秋》的，可他自己出的题目，他又岂能不知道要考的重点在何处，怎么样分出文章高下？

　　宋时那篇《春秋》从一破题就词严义正，得《春秋》本义，可说先声夺人。而从承题、起讲、八比、大结又步步相承，将尊王、伐不义之理一脉贯通，气舒词雄，读起来如悬河泻水，说不出的痛快。

　　他连读了几遍，起先只觉着他词理优长、文势陡峻，后来从那种气势中挣脱出来，才稍稍觉出文章也有缺陷——

　　太简洁质朴了。

　　别的考生都引经据典，力图钻研别人都不知道的偏僻典故，就只他这篇是纯从经典中举典故阐发《春秋》大义；而且他这里几份考卷都依《胡传》将“尊王”与“天理”连系上，借春秋故事讲姓理之说，唯有宋时这里，却是一字不涉“理”，只讲“义”……

　　他拿着笔的手重了几分，笔尖落到纸上后不即运转，仿佛要留下一个深深的“点”，然而在他提起笔时，那笔尖又沾着纸面飞快地划过一圈，将那第二等的“点”改成了第一等的“圆”。

　　考生作文章当肖圣人口气答题，便不依《胡氏传》又如何？他字字句句却都恪守了《春秋》《左传》的本义，一篇文章头尾相顾，严密如织，怎能强添进姓理之说？

　　且朱子曾说，治《春秋》只当以史书治之。此文代圣立言，非代胡氏立言，但遵经传，何须处处依《胡氏传》！

　　他又将这篇文章反复读了数遍，甚至拿案上另外几份词旨俱佳的《春秋》考卷对照，仔细研读，比较优劣，最终将他的卷子压在最上头，深叹了一声。

　　“这才是得正名本义之作。他人文章虽多引经据典、虽能论接天理，却乱了立言之本，分薄了述春秋大义，责诸侯不臣之罪的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