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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道：“黄金是我让他们运的，没合计能成。他们肯定得往南边去找我……扣你手里了，你这是没上报？”

　　“暂时没有，但也瞒不了几天了，”刘国卿的眼睛里反射出星月的轮廓，涤荡出款款深情，“依舸，我最后问你一遍，要不要留下，留在我身边？”

　　他的话语好似深沉的漩涡，几乎要将我溺毕。

　　良久，我轻轻摇头。

　　他一把搂过我，紧贴的胸膛似乎融合彼此的血肉，我想到我胡乱写给他的：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

　　“……好，”他声音微颤，压抑着澎湃的思潮，“你要走，我送你走。”

　　我打定主意欲破釜沉舟一搏，却原来他就知道会是如此结果，早做好了万全之策。

　　他给我换好衣服，我摇身一变变成了他的警卫员。临出门前，他对我说道：“枪拿好。”

　　我这才恍然想起一件事，说道：“此去一别，不知何年再见。本想留一张咱俩照片的，现在照片没了，不如你给我一撮头发吧。”

　　他默默从抽屉里翻出剪刀，剪下来拿布包好，递给我，口中却说道：“我不喜欢这样。”

　　我一愣。

　　他继续道：“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我不喜欢这个寓意……”他抽回布包，又从怀里掏出我送他的，展开两只布包后，他将我和他的头发混在一起。

　　“你——”

　　“把诗改一改就好了，”他说着，将混合的发丝平分，重又包好，交给我其中一个，“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你发中有我，我发中有你。”

　　“……刘国卿，”我捏紧了小小的布包，“……刘国卿……”

　　“十二年了，依舸，我们相识十二年了。你一定得记着，我爱你，不止这一个轮回。”

　　我笑了起来，露出两颗虎牙：“好，以后生生世世，你都得来找我……可不能像今世这样晚啊，”

　　1949年5月，我军兵败如山倒，队伍一路向南撤。我和刘光亮胆战心惊地守着两车黄金，终于赶到了南京。

　　黄金的面子大过天，我不仅没有被处分，还官复原职，升了军衔；手里一有兵，就被派去了福建。从此我与刘国卿一南一北，再没打过一场缠绵的仗。

　　刘光亮一直跟着我，又有大功劳，我就提拔他坐了小周的位置。

　　一天凌晨，战事还没打响，我和他猫在战壕里吃灰，忽然想起个事儿，便问他：“我让你带的话，你带到了没有？”

　　刘光亮一缩脖子，迷茫道：“什么话？”

　　“......我心安乐——”

　　“那个呀，”他恍然大悟道，“我们都没见着什么人，顺利得很，一到底下，就全是黄金呀！哪有您说得那么吓人？”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飘出去，随风沉浮，最终堕入尘埃。

　　7月，我党开始大规模撤往台湾；早有风声说蒋总裁在今年年初将中央银行的现金转至台湾，如今看来，名副其实，我贡献的黄金也漂洋过海，物尽其用去了。

　　兵将再无心应战。8月，福州兵败，我受重伤，被送往厦门疗养，与此同时，一份特殊的体检报告摆在了我面前。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月18日，厦门城破，因为行动不便，我暂时没有被转移，反而见到了一位故人。

　　老何已经从刘国卿的副官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将领，厦门易主的当夜，他悄悄来看我，说道：“依师长，刘师长听说您受了重伤，着急上火，工作上犯了错，还吃了个处分。”

　　大半年没听到刘国卿的消息，乍一听闻，耳朵都兔子似的立起来了：“他怎么了？”

　　“没啥大事儿，”老何轻轻松松地一笑，削了个苹果给我，“我是偷溜出来的，奉刘师长之名看一看您，这就该走了……您今后什么打算？”

　　我说道：“败军之将，哪有什么打算，无非是听命令。”

　　老何叹道：“那可不是一道海峡的事儿啊……”

　　我暗自摸摸贴身的布包，接着手掌向下移至小腹，思索片刻，仍是说道：“你跟刘国卿说，不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是中国人，没道理老死不相往来，我等着两岸解除封锁的那天……我等着他，我们都等着他。”

　　老何一震，郑重地点了点头。

　　1949年11月，最后一批国民党军队完成转移。两岸开始了长达近四十年的封锁期。                        

作者有话要说：　　想看开放结局的，到此可以止步啦~

至于HE\BE两版结局，会以番外的形式呈现^^

啊......一转眼，这文历时三年，终于迎来了完结的一天哈哈哈哈！

潜水的小天使们是时候露头喘口气儿了吧~^^

 

☆、依宁番外·一如过客

 

　　我是依宁。依依不舍的依，本固邦宁的宁。

　　1987年4月，文\\革结束后的第十一个年头，大陆民间组织了一场“大陆─台湾寻亲活动”。我们一行已从台湾归来，每个人都带着各家各户的欢喜或哀愁。

　　但欢喜或哀愁的程度都是淡淡的，如同冬季清晨稀薄缭绕的雾气，深陷其中，片刻却又无踪。

　　时光是所有事物的坟墓，曾经激烈的情感，即使深植于血脉骨髓，也会在生命的传承中逐渐淡去，就像雾气。

　　儿时的记忆鲜明而模糊，似乎每日都漫长得如蜿蜒而去的铁路看不到尽头，可仔细回想时，只有某时某刻的一点，会掸去尘土般莫名清晰。

　　我带回了一张父亲的照片。照片年代久远，已然泛黄，父亲眉眼模糊，却依旧能感受到他微蹙的眉心传来的亲切。他坐在曾经只有我能够随意进出的书房的椅子上，从照片中看着我。而拿着相机拍下这一幕的人是谁，我也心知肚明。

　　原来我的记忆还未消歇。

　　从台湾回来后，我去给刘叔叔扫了墓，带着刘恒曦给的照片。这墓是空的，里面只放了几件他穿过的衣服；那墓也很简朴，说白了就是个土包。

　　解放后的中国疯了，连带着他也疯了，因为上头说他是特\务，说他叛党，因为他曾经和我爸这个跑去台湾的国民党有密切关系，所以他叛党了，应给他严厉的处分。

　　可是在某一天的清晨，他消失了。有人说听到了半夜在东陵，他投湖自杀的声音。尸体捞了几天没捞上来，估计是被水里的鱼给吃没了。

　　东陵只有一处湖，叫东湖。后来又改名叫龙潭，还立了一块大石头，上面用鲜红的行书写着更改后的名字。

　　这湖挺好看的，没事儿我就来湖边转转，享受生活。

　　终于等到中国的疯病好了，拨乱反正，给好些人平反。挨到平反的人很少，大都死了，刘叔叔这种不知生死的，也给算死了。

　　但墓还是个土包，没啥变化。

　　我躲着守陵人，在土包旁边挖了个小坑。我不年轻了，却做着偷偷摸摸的事儿，真不嫌臊得慌。

　　于是快手快脚地把照片浅浅地埋了，扑落掉满身土，转身还是受人敬仰的依大夫。

　　我是独自来的，骑个自行车晃晃悠悠，一天便过去了。晚上回家吃过晚饭，女儿大了，有自己的心事，我也不说，只因着我也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入了夜，也睡不大着。外面的月光很亮，便推门出去，颇有些“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的意思。不过我很可怜，念无与为乐者，也寻不到张怀民。

　　幼时这般时候，也是有月亮，也是这般亮。这话说得奇怪，好似从前没有过月亮似的。是因为从前要看的、想看的太多了，只顾着低头，就忽视了天上的月亮吧。

　　北市场不知何时开始萧条，到如今早不见曾经的盛况，大观茶园也没了，只留下了光秃秃一片空地。这一回，没了戏台，又或者，戏台变得像空地一样大了。

　　穿过北市场，是大北关。

　　我沿着街道一路往里走。方向是熟悉的，街道却不熟悉。但是这一代都是平房，那一栋黄色的三层小楼十分乍眼。

　　来到院墙外，墙上爬满了爬山虎，零星有几朵小红花，呜呜糟糟一团。院门落了锁，似乎有麻雀在房顶做了窝，有人接近，便伶伶利利地飞出老远，不知落在了哪里。

　　四下寂寥无人，唯有月色寥落。

　　手脚比之麻雀还要伶俐，爬上墙头纵身一跳，先入眼的是一只树桩。树桩上爬满了绿色的苔藓，盖住了年轮。

　　天上落了雨，雨霏霏而濛濛，苔藓湿滑。我顶着雨，头侧耳听了会儿，这树桩曾是一株芭蕉。东北的天气不适合种芭蕉，可她就是活了，一到下雨天，雨打芭蕉，叮叮咚咚的，像迎风的风铃。

　　听了有一会儿，我去了小楼门前。门堂延伸出的盖顶为我挡了雨。这么多年了，我来，他还是会为我挡雨。

　　门没有锁，咯吱一声便开了。想来是偷懒，当初查封的时候，觉着封了院子便好。时间久了，鬼屋、鬼宅的传言甚嚣尘上，更加没有人敢来了。除了我。

　　屋子里黑洞洞的，弥漫着灰尘的味道。

　　我像一只来自过去的、又在现下回归的幽灵，游荡在房子里。我的记忆还在五十年前，能够清晰地还原出当时的景象。你看，小姑坐在侧首的沙发里头，和妈说话，姑父握着小姑的手，含情脉脉地听她说——大抵是听个半懂的，这个洋鬼子，但他就是爱听。翠珠拿着根绳子逗弄多多，小平蹲着，时不时去抓多多的尾巴。大哥在看书，他总是看书。柳叔在一旁抽着烟，那滋味儿可呛鼻哩！

　　还有。

　　木质的楼梯似乎被虫蛀了，颤颤巍巍如行将就木的老人，踩在上面须得小心翼翼。他似乎还认得我，这里的每一样东西似乎都还认得我。踩在二楼结实的地面上，我向左看了看，又向右看了看，再回头向楼下看了看。

　　楼上更黑了。我打开了手电筒，却只能照得一方明亮。要是屋里头也有一轮明月就好了。

　　每一间屋子我都去瞧了瞧，大同小异的布局，除了尘土，干干净净，什么都没剩下。

　　不过还是找到些好东西的。有妈心心念念说丢了的全家福，它躲在爸妈卧室衣柜靠墙的缝隙里，只露出一点尖尖角。那时兵荒马乱，人仰马翻，谁会注意一个缝隙？

　　还有多多喜欢的毛线球，已辨不出本来颜色；还有空的可口可乐瓶，巧克力和八珍梅的包装纸，半截口红，和一页写满了日本假名的作业纸。

　　还有爸书房的橱窗里，满柜子的酒。

　　蓦然间周遭的颜色渐渐褪去，只留下了酒的味道。那味道混合着这栋屋子里曾经鲜活的每一分每一秒，却像过了期的粘耗子，皮甜馅苦。

　　我没有进书房，转身把找到的东西各归各位。

　　我在屋里待到雨停，然后离开。就像一名普通的过客，只在这处荒凉的驿站歇歇脚，雨停了，便走了，不咎既往。

　　我就真的再也没回过。

　　这栋小楼挨过了疯狂的十年，在九十年代作为古建筑文物保护了起来，徒有其表地屹立在车水马龙日新月异的繁华街道中，如同在另一个年代沉睡至今，并再也无法醒来。

　　与它相伴沉睡的，还有许许多多的，我的亲人。

　　……………………………………

　　1950年，我十八岁，在呼兰读高中。考大学之前，老师找到我，说因为我会讲较流利的俄语，所以学校会保送我到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就读，来询问我的意见。

　　我是很有几分傲气的，又有与生俱来的大胆，因此不假思索地拒绝了。我没有忘记的我对未来职业的愿景，拒绝的话到现在我还记得：“我要做一名人民的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