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着伸手帮仰恩擦顺脸往下淌的冷汗，渐渐意识到好象吓得挺厉害，目光呆呆的，半天也不说一句话。 

 

　　“仰恩，怎么了？是做梦，不是真的。仰恩？” 

 

　　灌了杯水，又低声与他唤了半天，才见仰恩抬头，眼睛里有了点人气儿，说话的时候还带着颤音儿： 

 

　　“我梦见我死了，给日本人从八楼扔下去了。” 

 

　　抓紧了他的手，另一只手也覆盖上去，“有我在，你别怕。实在不行，抓着我的手，有多少力气用多少力气。行不？” 

 

　　仰恩没回应，只是用自己的手，狠狠抓住了崇学的一只手掌，久久地不肯放开。 

 

　　“我不怕，我只是不想，离开你。” 

 

　　生命交给你，因为我信，你能带我找到光明。陷在香港的这些天，两人渐渐建立起的信任，如城池般巩固，炮火袭击中不做丝毫妥协，为了对方的顶天立地，自己首先要站得笔直。 

 

 

 

　　崇学在仰恩情绪稳定下来以后，才与他说了个消息，肖仰思从广东和澳门派出营救的六艘船只，其中两艘已经秘密入港，这几日便要登船。仰恩开始觉得兴奋，毕竟困了太久，终于看见希望露了一小面儿，象是天边一线浅白的黎明。梦境里的恐慌，让他认识到自己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分别。之前在上海，反正看不见，倒不觉得艰难，如今见了，又粘乎乎地守了这些天，朝夕相对，尽情享受着偷来的一份空闲和温柔，既然偷来了，就不想再还回去。 

 

 

 

　　然而离开市区的路线制定得并不顺利，原因是尖沙咀、油麻地、旺角一带，日军分段控制交通，每隔几小时，放行一次。这几个地方是交通中枢，要避开岗哨很艰难，所以研究路线成了很头疼的问题，几个计划都因为危险太高而被否决，同时，战争的形势开始向极其不利的方向发展，次日，传来消息，日军占领了黄泥涌山峡，那是香港自来水的唯一来源，也就是他们遏制了香港的咽喉，战争接近尾声了，而丁崇学必须趁现在日军集中精力攻打香港的时候尽快撤离，再也等不得最安全的方案，决定冒险经过日军检查的关卡登船。 

 

 

 

　　那年的耶诞节，没人庆祝，也没有人来拯救战争中绝望的人类。上午，破例地日方没有任何进攻。崇学与仰恩换了一身普通衣服，携带了身份证和简单的行李，按照之前制定的路线，尽量选择走小路，过了这段设卡的区域，便有车来接着去上船。十几个随从各有分工，有人近身跟着，有人远距离观察。上午气氛显得挺轻松，两人混在人群中，等着放行，岗哨那里有三四个做“特侦”的中国人，他们多是帮助日本人识别“重庆分子”或者有利用价值的闻人要客，负责检查他们这一排的是个矮小的中年男人。轮到仰恩和崇学的时候，后面忽然有人拥挤起来，崇学知道他们是在制造混乱，好容易脱身，日本兵跟那个中国人果然往后移动，制止骚乱。然而那么多的人，一旦拥挤起来，并不是几兵几卒能阻止，崇学与仰恩连忙趁乱往前挤，过了关卡，所有的日本兵都集中到混乱的后面，他们两个随着先挤出来的人群里，也有两个自己的随从，撤进小巷。刚要急步奔跑，却见两个日本人小跑着截住了他们，明晃晃的刺刀，抵在胸前。 

 

 

 

　　似乎只针对仰恩与崇学，旁边的两个随从假装害怕，抱着头蹲在一边，日本兵踢了他们两脚，示意让他们走开。然后，用刺刀拍了拍仰恩的手臂，意思跟他们走。装着不明白，两人都没动。日本兵见他们不动，转念头决定搜身，崇学庆幸自己身上并无武器，当初也是以掩护身份为主要，觉得一把枪并不能解决什么大问题，反倒泄露了身份。没搜到武器，也查看了两个人的良民证，两个日本兵似乎也在嘀估着商量，崇学在身后做了个手势，示意暗处的人先别行动，因为一旦开火，会吸引更多的日本兵，到时候更难脱身了。 

 

 

 

　　就在这时，对面的高楼上，忽然跳下一个人，高喊着“中华民国万岁！”，横尸皇后大道中。两个日本人回头看了看，转头目光再回到两人身上，正犹豫不决的时刻，远处传来枪声。这下，日本兵再也不迟疑了，转身冲着枪声响起的地方跑了过去，留着仰恩跟崇学站在原地，只楞了短暂的片刻，见日本兵不见踪影，才松了口气，竟觉得全身如同经历了一番激烈的搏斗，每块肌肉都是酸的硬的，而身上也挤不出丝毫的气力。 

 

 

 

　　终于按照路线，过了繁华的街区，有辆车等在那里，坐上去直奔海边的小码头，那里船和一些早到的人都在焦急地等着，见到他们现身，不禁激动地鼓起了掌。香港的海岸线算绵长，日军正全力进攻港岛，还无暇顾及全部的海路，因此成了国民政府工作人员撤离的主要途径。当船推波前行的时候，已经是接近傍晚，西边的天空一片燃烧的晚霞，“扯旗山”上终于扯出白旗，英军在耶诞节美丽的夜晚，投降了。一行人，水路进入广东，由惠阳经韶关脱险。 

 

 

 

　　那夜，迎着微凉的晚风，月郎星稀，江面开阔，黑暗中隐隐的丛林，象水墨的背景，一舟直下，穿越落在江面之上的雪白月光；微风徐徐，如缓慢的人生，长衣因风而满，兜起沉沉一帆湿润而纯净的风。一人若是青山，一人甘做流水，黑白的画面，一切，渐渐远去。 

 

 

 

　　——漫长岁月，如细水长流，你，留住了什么？ 

 

　　——我留住过一颗心，并且在里面，装进了我的，一辈子。 

 

 

 

　　（完） 

 

 

 

 

 

　　尾声 

 

 

 

　　旧金山难得的明媚早晨，那日日从海上升来的雾今日奇迹般地缺席了。崇学坐在阳台的藤椅上，一个上午，都在温暖的阳光里温习一本陈旧的“宋史”，那是多年前，仰恩在北平书市赠他的一套，算是答谢陪他逛书市花去的下午。五十多年了，书页已经发黄，纸张也变脆，翻阅时要格外小心才不会碰坏。小心翼翼地合上书，摘下老花镜，慢慢靠在椅背上，明亮的光线里，每一道皱纹都显得那么深刻。五十多个春秋，弹指一挥间，连那城市都已经改了名字……仰恩离开他，整整三十五年了。 

 

 

 

　　眼睛慢慢地合上，仿佛只是进入一段短暂的睡眠，又或者终可以，永远随他而去。 

 

 

 

　　一九四五年（民国三十四年）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崇学送仰恩回上海疗养，战争中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仰恩旧患新伤全数复发，身体状况一度十分危急。到了上海又得知四爷胡孝存心脏病发，两年前逝世于海格路寓所，父子团圆尽享天伦，终成南柯一梦。而玉书与子渔的事情也再瞒不下去，与他说时，仰思崇学都在身边，仰恩心中却似早有准备，也未多言，只苦苦寻了一年多，在郊外一处乱坟岗找到玉书的骸骨，再重新安葬，逢年过节，必在路口烧些纸钱，盼望这一世尘归尘土归土，来生玉书能够再重新开始。 

 

 

 

　　一九四七年夏天，肖仰思嫁给了瑞士外交官，定居欧洲，临行反复征求弟弟意见，无奈仰恩依旧宁愿与崇学生活在一起。次年，崇学与仰恩撤退至台湾，安家台北，崇学政途一帆风顺，仰恩专心研究西方文学，朝朝暮暮，日出日没，日子平静地过了几年，直到一九五四年春，仰恩病重入住台北医院。卧病期间，肖仰思从欧洲赶到台北，悉心照顾了半年多，而弥留之际，身边只留丁崇学，两人说了什么，外人不得而知。这段扑朔迷离的感情，除了亲近的几个人之外，再没人了解真相。同年冬，仰恩病逝，终年三十九岁。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原尚文因“走资派”罪名被抄家，因其不合作态度，遭到红卫兵殴打，后因治疗不及时，病逝家中，临死前，手中仍然紧紧攥着不肯交给组织检查的私人物品，由于握得紧，直到火化以后，才在骨灰中发现是一枚指环，熏得发黑，也有些变形，上面的字迹再也无法辨认，那是西班牙文刻着的，“TE AMO”。 

 

 

 

　　一九五六年，崇学辞去行政院职务，移民美国，定居旧金山，直到九零年在寓所寿终正寝，至死未娶，孤独终老。他一生所积甚丰，因无子女后代，均有原尚文在国内的一对子女，原海心，原海因继承。两人赶到美国以后，处理了后事，并按照崇学的遗嘱，将他与另一坛骨灰并装在一起，运回国内，安葬故乡沈阳。丁崇学遗物不多，一套古董般的“宋史”，里面夹了一张旧照片，跟书页一样陈旧而发黄，上面是个十八九岁的青年，眉目清秀飘逸，带着一股说不尽的才华风流。两人想了半天也猜不出是谁，早已淡忘当年在上海曾有过几面之缘的，恩叔叔。 

 

 

 

　　岁月从容如流水，走了的，留下的，分开的，团圆的……时光了了，聚散依依。你我都淡如微尘，无人识记，只要我识得你，你识得我，生生世世，都能在茫茫人海中，认得出彼此，然后结伴漂浮着，漂浮着，管它山重重，水迢迢，跟着你，翻山越岭，飘洋过海，天涯海角为家，好是不好? 笑着点头吧！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身上带着股味儿。” 

 

　　“什么味儿？” 

 

　　“雪味儿，我喜欢那味道，干净。”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