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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时是深夜了，荒野小路上没有路灯，幸亏当晚月色明亮，让我及时刹车，免得撞上一位莫名出现在此处的陌生人。我下车去探视，他倒在车轮前，发了烧，意识模糊。他没法回答我的问题，我只好翻动了他的口袋和背包试图查明他是什么人、该把他送去哪儿。但我还是没有找到答案。

　　春天夜里还是非常寒冷的，在零度左右，而他只穿了件夹克，我不能放任他被冻死在这儿，于是把他搬上车。路上我想起那个被我吓跑的大学生，他大概以为我是什么连环杀手甚至是鬼怪，而夜里开车碰上身份不明的陌生人这种事，更像是恐怖片里的桥段。但这只是令我感到非常滑稽，我打开电台收听音乐，里面放着一支新晋摇滚乐队的歌，在一片失真的音墙之后，吉他骤然停止，只剩下怪异的鼓点，突然变成了伦巴舞曲的节奏，这样突然的转变让我失声大笑。

　　我折回市区，把他送去的医院。夜里医院没什么病人，医生为他做了个检查，说他受了枪伤，但不太严重。我没有他的任何信息，猜想他是个造人抢劫的旅客，就给他垫付了医疗费用，把他留在病房里，自己也在医院里将就睡了一晚。

　　第二天我准备回去时，接到了夏洛特的电话。她说她现在在尼加拉机场，问我有没有时间去接她。在被问到为什么要来布法罗时，她很诚实地告诉我，“因为你父亲——嘿别挂我电话，我就见你一面就行了，他没要求别的。”

　　“我没打算挂掉电话，我正好在市区，不过我不太熟悉道路，你等我一下。”

　　夏洛特在机场正门等我，除了单肩包外什么行李也没有，像是打算今晚就要纽约。她没要我下车给她开门，就自行坐到了副驾驶座上。我建议一起去吃早餐，她答应了，于是我们去找了家摆出早午餐招牌的餐馆。

　　还不到周末，没有太多的菜式可选，还好有最为经典的班尼迪克蛋和像是用咖啡渣泡出来的美式咖啡。我们坐在窗边，餐馆里没有别的客人。夏洛特先是递给我一块筹码，对我说：“虽然我晚到一天，但还是祝你生日快乐。”

　　我说谢谢，拿起筹码在手里翻看了一会儿，春日里阳光正好，筹码因此具备了一种宝石般的质地。夏洛特并不会每年都送我生日礼物，但她向来都送我硬币一类的东西，小时候是迪斯尼乐园的魔法硬币，后来有南北战争时期的金币和瑞典王储结婚纪念币。

　　“我原本想用威士忌做礼物，可我到了机场才想起我不能带酒精饮料上飞机。于是我跟我的前任说，我们喝完它好了。本来他是送我到机场搭到布法罗的航班的，但我们喝完之后就坐他家的飞机去了澳门，我们玩了几局牌。然后我头疼得厉害，就先去房间里休息，不过我又睡不着，就回去找他，逮着他和一个小妞在同一个洗手间隔间里。我突然就精神了，拿起洗手台边的瓷花瓶揍了他一顿。我正好踩着点赶上了到纽约的飞机，他没追到我。要是他杀到这儿了，尼尔你可要保护我。”

　　我正经地向她保证，“我会帮你再揍他一顿。”

　　夏洛特招来服务员，点了煎蛋卷和可颂面包，“我一天没有好好吃过东西了。我原本觉得要正式一点的，我还做了头发，但在揍完那家伙之后，我想难道我还要在纽约休息几天、拿出最好的状态来见你吗，算了吧我又不是要来泡你。”

　　我听了大笑，“你现在看起来很好。”

　　“你看起来也不错，你在布法罗这两年都做了些什么？”

　　“没什么，我种了些花，读了点书，住在市郊的农场里。”

　　“我没想到，你平时帮他们挤牛奶吗？”

　　“没有，我一个人住在那儿，连别的动物都没有。”

　　“就这样？我以为你要跟我说好多故事。”

　　这两年对我而言意义重大，但转述时却没有半分趣味。我摇了摇头。夏洛特也没有再问我一个人如何在市郊的农场里生活，她挑眉看着我一会儿，那副神情像极了温妮听见我说某些古怪想法。

　　夏洛特低下头切开她煎蛋卷，又吃了点可颂面包。“说起来我们已经快三年没见过面了。我记得我以前答应过你，要告诉你完整的故事。但我听维布说他一直在给你写一封长信，他认为这是对他的一种心理治疗。或许讲述的优先权应该属于他。”

　　“我已经收到了。没关系，你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你可以说一说我父亲。”

　　“我还以为你非常非常不愿意谈起他！”夏洛特的语气又恢复了轻快，“你是知道你爸的啦，前几天他给我打电话，关心我爷爷的身体，又谈了谈我在拍卖行的新工作，还说有时间要我去他家吃个晚餐，带上我的男朋友——接着他就那么随口一说，要是尼尔还在纽约，你就正好可以碰上他的生日了。嗯，我就立刻明白了。”

　　“就算我不跟你回去，他也不会怪罪你。”我开解她。虽然我父亲脾气糟糕，但还是有些风度的。

　　“哦不，尼尔，我可是站在你这边的。就算他要切了我卷煎蛋卷吃，我也不会把你绑上飞机。事实上我原本有劝你的打算，可是现在没有了。我以为你在和你父亲赌气，但似乎你是真的想留在这儿？”

　　这有些超出我的预料。我需要一点时间来分辨这给我带来的究竟是哪一种感情，被冒犯还是感动。也许是长时间的独居已经让我对此已经陌生了，在戒酒互助会里人们互相关心，但并不是针对于个体，而是一种更为空泛的、团体性的。甚至夏洛特的关心对我而言更为陌生，我不擅长与女性进行太过牵涉情感的交流，自温妮之后我就没再经历过了。

　　“事实上，我并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留在这儿，又要待在这儿到几时。不过，也许我该回去见我父母一面。已经有三年了。”

　　“嗯，是啊，毕竟你们……嗯，你们。好吧，我不了解你们。”她稍微看了我一眼，又低头继续切着她的煎蛋卷。在我印象中，夏洛特是不会这样说话的，但似乎因为我们脱离了那种社交气氛，所以连说话方式都脱离了原本的轨道。

　　“我也不太了解。虽然说家庭非常重要，但它总是难以理解。”

　　夏洛特点头，“是啊。不过我父母离婚了，我不怎么了解我的母亲、因为我对她的记忆都很少，至于父亲呢，似乎太熟悉了所以不必去了解。还有，你应该不知道，我爸快要结婚了，和洁可琳·温特伯恩。我最近才知道，他们早在我父母结婚前就有过一段。啊，真是难以理解。”

　　我知道洁可琳的丈夫，温特伯恩议员在三年前就被维布杀死了。他们的关系看来会非常复杂。“她对你怎么样？我对她没有印象了，她对我妈的社交圈一点兴趣都没有。”

　　“噢，还好，虽然我以前都没见过她。对薇萝妮卡的社交圈不感兴趣可真是难得，但我还是比较喜欢薇萝妮卡。不管你怎么想，我觉得她是真的与人为善，不像其他太太们。当然要是洁可琳像是其他太太，我倒觉得好一些，但她并不是，我根本不懂她，我不敢说我爸选择和她结婚是不是对的。”

　　“那是你父亲的事了，别担心太多。”我想不出什么安慰之词，因为我也同样地不了解洁可琳·温特伯恩。

　　“说起来，她还有个儿子，但现在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和洁可琳吵了一架之后，就再也不要见她了。我并不是质疑我爸的人格魅力，但洁可琳有点太爱她儿子了，几乎让我觉得她答应我爸的求婚是为了挽回温特伯恩家的颓势。”

　　我们都知道彼此很乐意聊一聊温特伯恩家的八卦，但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又想起了乔舒亚的那一家人，乔舒亚曾拿着全家合影给我讲他们的故事，真是一个温馨幸福的大家庭，和我们现在打算谈论的温特伯恩家没有半分相似。

　　于是我们只好谈谈纽约了。她讲起前几周她在切尔西区筹办的画展，她希望明年能创建属于自己的画廊，也许就是在那片地价相对便宜的切尔西区了。我问她那儿的建筑施工完成没有，但夏洛特听我说了好多也不明白我指的是哪一项工程。她突然问我，“你是太久没有回纽约了，是不是？”

　　我对切尔西区的记忆都在大学之前，废弃高架铁路上的画廊如同时空隧道，铁轨边上无拘无束地生长着花草，画廊里提供的古怪的巧克力和咖啡，似乎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作品。我已经六年没有在那儿散过步了。我想起了中央公园，夏季中午时在高中屋顶上眺望过的闪光的哈德逊河，深秋时在公园大道边积了枯叶的长椅上慢吞吞地吃着一份希腊人的鸡肉皮塔饼，还有从小学起就收集的有关纽约新闻的剪报，幼稚地幻想着自己在五十年后如何老练地谈起纽约的半个世纪。

　　“那我真该回去看看了。”我差点要认为夏洛特是个非常有经验的说客了，这个念头未免太过刻薄。而人对故乡的总是很容易被勾起的，也许从我听到那种曾经熟悉的口音之时它就悄然开始了。

　　“哇噢，你让我觉得自己有做说客的天赋，这让我更有信心面对艺术品买家了。”

　　见她这么自嘲，我也放松地跟她开起玩笑，“但愿这没有给你过度的自信，毕竟纽约这张牌不是对人人都好用的。”

　　“我不知道，噢，我真没有考虑过你会不会回去，而这又会有什么后果。不管这么说，这让我觉得自己做成了一个件大事。”

　　“把你的前任揍了一顿才是真的大事。”

　　我们聊了很久，已经是中午了。夏洛特陪我回到农场里收拾东西，最后我在书桌前站了一会儿，窗外是午后灿烂的阳光，正好映照着窗外一片绽放中的花园，而我书桌上的给自己的生日礼物已经失去光彩了。我发觉自己心中已经有了一丝松动，意味着自己永远不会回到此处居住了。我曾赋予此处一点点的生机，很快会消失，它又将恢复成我初到时那副衰败荒凉的模样。

　　夏洛特在门外等我，她抱着手臂，“这是你的房间？”

　　“就是这样，我没有精力把它翻新一遍。”我提上行李，往门外走，“有电，也有水，不过信号很差，没法听收音机，手机也不好用。”

　　“这可不是我认知中的田园生活呀，伙计。”夏洛特摇头。

　　“你没有像我一样碰上一连串的怪事，所以体验一下在智利农庄喝葡萄酒以及骑马的田园生活就好了。”

　　“有那么糟？”

　　“我不太记得了，现在我认为还是这栋屋子比较糟糕。好了，我走出来了，我和在里面住了两年的尼尔已经不是同一个人了，我现在不能理解他。”我一边走一边转身看这座七尖角阁楼之屋，“不过我的花园真的很不错，是我一个人种的，那儿还有棵美国栗树，东北地区已经不剩几棵了。”

　　夏洛特颇有兴致地剪了些粉白的山茶花和橘黄的藤本月季，保留枝条，又摘了些细碎的小花，在我开车时随意地编了个粗糙的花环，戴在头上。她的头发比我淡些，但是非常纯正的金色，没有去刻意染过，在春日里充沛的阳光下，她像个六十年代彩色电影里的花之子。

　　开车时我说起昨天在路上遇上个昏迷中的陌生人。夏洛特建议我再去医院看看他，“反正我们正好经过市区，说不定他很需要帮助。”

　　到了病房里，他还在昏睡中，但状态比昨晚好得太多了，似乎只是需要休息而已。

　　“真巧，尼尔。”夏洛特站在床边，梳理着她被花环弄乱的头发，“这是雷吉纳德·温特伯恩。”

　　我怪异地看了躺在床上的这位温特伯恩先生一会儿。“昨晚我差点就开车从他身上碾过去了。”

　　“唉，我觉得我得把他带回纽约，不管怎么说洁可琳很为他着急。你说要不要趁他还睡着的时候把他绑走？”

　　“我认为等他醒了再和他说清楚比较合理，如果他没什么精神问题。”

　　夏洛克看着我思索了一会儿，“好吧，就算他醒着你要把他绑走也不难，对吧？”

　　“我这就算你的同谋了？”

　　“算啊。他好像一时半会儿也醒不了，不如你去买两杯咖啡来？”

　　我耸了耸肩，下楼去街上的餐车买咖啡。回到医院大厅时，我发觉夏洛特并不是唯一想带走雷吉纳德的人，前台有两个男性在向护士询问昨晚是否有病人入院，他们出示了有关雷吉纳德的证件，让护士信服地领他们去雷吉纳德的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