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时提着篮子，收拾了剩下的纸笔，老老实实到龙门等候。福建学子才华高的多，不一会儿龙门那边便凑够了人，先放了第一批人出去。

　　方大人监考却是要监一天的，长日无事，便叫人糊了最先交上来的几人的卷头，先挑出宋时那摞稿纸，拿回桌上细看——

　　第一篇四书题的草稿他已经看过了，写得准情酌礼，语归典则，堪称是议“礼”的佳作。若非这篇文章太好，他也不能把宋时叫到面前复试，听他干巴巴一派台阁气的应制诗。

　　他看了看第一篇与草稿无异，便直接在题目旁画了红圈，写上评语，然后开始看《春秋》。

　　方提学本经不是治《春秋》的，可他自己出的题目，他又岂能不知道要考的重点在何处，怎么样分出文章高下？

　　宋时那篇《春秋》从一破题就词严义正，得《春秋》本义，可说先声夺人。而从承题、起讲、八比、大结又步步相承，将尊王、伐不义之理一脉贯通，气舒词雄，读起来如悬河泻水，说不出的痛快。

　　他连读了几遍，起先只觉着他词理优长、文势陡峻，后来从那种气势中挣脱出来，才稍稍觉出文章也有缺陷——

　　太简洁质朴了。

　　别的考生都引经据典，力图钻研别人都不知道的偏僻典故，就只他这篇是纯从经典中举典故阐发《春秋》大义；而且他这里几份考卷都依《胡传》将“尊王”与“天理”连系上，借春秋故事讲性理之说，唯有宋时这里，却是一字不涉“理”，只讲“义”……

　　他拿着笔的手重了几分，笔尖落到纸上后不即运转，仿佛要留下一个深深的“点”，然而在他提起笔时，那笔尖又沾着纸面飞快地划过一圈，将那第二等的“点”改成了第一等的“圆”。

　　考生作文章当肖圣人口气答题，便不依《胡氏传》又如何？他字字句句却都恪守了《春秋》《左传》的本义，一篇文章头尾相顾，严密如织，怎能强添进性理之说？

　　且朱子曾说，治《春秋》只当以史书治之。此文代圣立言，非代胡氏立言，但遵经传，何须处处依《胡氏传》！

　　他又将这篇文章反复读了数遍，甚至拿案上另外几份词旨俱佳的《春秋》考卷对照，仔细研读，比较优劣，最终将他的卷子压在最上头，深叹了一声。

　　“这才是得正名本义之作。他人文章虽多引经据典、虽能论接天理，却乱了立言之本，分薄了述春秋大义，责诸侯不臣之罪的笔力。”

　　凭这篇文章，便足以压一县生员，在《春秋》房里轻轻取个经魁了。

　　第13章

　　初试之后，方提学便在学庙布置成的临时衙门里判卷，不再见任何人。祝训导与那几个生员也能松心几天，便凑到宋时住的客栈里，叫他默出文章来大家替他看看。

　　考后默题，这都是书生的基本操作。宋时不光默了文章，还把提学面试他的试帖诗默下来了，问众人他这诗能不能折服提学。

　　祝训导听说他还叫提学拎上去作了诗，都不急着评文了，先给他吃了颗定心丸：“提学大人定是看中了你的文章，不然只叫你交上卷子出去便罢，何必专门出题目听你作诗呢？”

　　几名才子也都懂这个潜规则：“能叫考官特地叫上前面试的，不是那年纪极小，叫考官稀罕的神童，就是文章作得绝好，叫他生了爱才之心的。宋兄定然是触动大人怜才之心了。”

　　“不光文章，我看这诗作得也好，开篇便气势夺人，云抱青山之景如在眼前。”

　　前些日子他没考这场院试，书生们还一口一个舍人地叫着他，如今才刚过初试，这群人就已经把他当作同辈朋友看待，叫起“兄”来了。再看他的诗文，也不再抱着前辈点评后辈的心态，而是带上了欣赏才子华章的滤镜，赞那首应制诗“清辞丽句”“韵雅音和”。

　　宋时上辈子活了二十多年都没写过哪怕一首现代诗，这辈子竟然写古诗写得这么溜，也觉着自己可了不起了。

　　他心里暗暗得意，假意谦虚了几句：“不过是应制诗，哪里谈得到什么文采？若有些可圈点处，也都是为我见过黄……见过云掩青山的真景。来日咱们回到武平，再到城外青间作文会，到时候宋时还要领略诸位兄长的诗才呢。”

　　做才子的谈起诗来，自然兴致越浓。也不用哪天去看了山才作，都就着方提学这题目，各自试作了赋得体，一起吟诵点评。

　　有作“缺处峰都补，闲云尚在山”的，有作“何处闲云起，苍然似远山”的，有作“高下难齐处，苍苍几点山”的……一个个评起来都道诗有蓬莱清韵，人是仙班侍笔。

　　一群人商业互吹了许久，过足了诗瘾，又去点评宋时的文章。那道中庸题他作得简严典正，是论礼的昌明之作，自然搏得一片夸奖，但春秋题却引起了一番议论——

　　这文章作得太简朴了。

　　八比议论竟只敷衍书义，专依宋齐两事议论，典故皆取自经传，是文风尚古，还是所学太少，不得不恪守经传？

　　这话不好直说出来，却有人忍不住提点他，如今时兴的文风是融合经史典籍，先发性理之议，再选著十三经、二十史文字乃至唐宋八大家名文注解自己的议论。似他这样先叙后议，以经传为本的写法不合时俗了。

　　宋时在考场上都敢按着自己的本意写了，对着不能判他卷子的人更没什么不敢说的，开口先引了朱熹的话给自己撑腰：“朱子曰：胡《春秋传》有牵强处。我立论不依胡传，但依左传而已。《春秋》直书东周故事，虽然以用辞为褒贬，但治春秋时还是应当视其为史书，以事见义，而非先立个天理人欲之说，以经文强注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