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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鹿男的生活也面临着翻天覆地的扭转。之前，还在山林里的时候，同其他小鹿一样，他每天能做的事儿，无非是白天乖乖地呆在溪流边上休憩，晚上出来活动活动。可眼下，铺展在他眼前的，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他很快发现，人们总有干不完的事儿、说不完的话。白天，他们会为了一些无趣的话和事情努力大笑，到了夜晚，却冷不防地为了点小事儿而失声痛哭。街边的橱窗里堆满了稀奇古怪的食物，随着季节交替人们会更换他们的“皮”。人与人之间总有发生不完的矛盾、也会建立起纷繁复杂的联系。陌生人的生死离别在报纸和电视屏幕里轮番上演，而家人的面容与声音却只能通过照片和电话传达….当我怀着骄傲与家丑不可外扬的复杂心境，向他引见这个我生活了三十年的广袤世界，并竭力使他享受其中的种种好处时，却无力回避流窜于各个角落的衣衫褴褛的乞丐、窨井盖上蛆虫般的烟头、运河上若有似无的尿骚味儿，和电车里无处不在的由推搡引发的争吵和咒骂。我无时无刻不与之擦肩而过，却在今天才感觉到扎眼。所幸的是，鹿男首先被它光鲜迷人的一面吸引住了，根本无暇顾及到这些。

　　有一天，他问我：“之前，晚上你都干些什么呢？”我苦思冥想了一会，回答说：“有很多，比方说，打游戏，看书，看球赛，去酒吧找朋友买醉。”他把“买醉”归为很“酷”的一类词，因而兴致勃勃地提出要求：“带我去买醉吧！”我拒绝了，并习惯性地纠正他：“应该说：带我去酒吧，而不是带我去买醉。”

　　他心有戚戚地望着我，眼神招人可怜，然而这个要求的的确确使我感到为难了。在白蛇传里，蛇喝了雄黄酒，便会兽性大发，像巨鞭一样在水里乱滚。依此类推，鹿男喝了酒，恐怕会变回鹿，更不堪设想的情况是，他会把吧台整个拱翻过去，这样，我就得去警察局喝茶了。接下去的一个礼拜，他老缠着我不放，一双眼睛终日里亮闪闪的，像两盏酒精灯。最终我退让了。要知道，在他抓起电玩遥控前，我并不晓得他是个游戏天才，同理，他也可以是个一等一的酗酒高手。

　　周五晚上，我带他去了城南的一家慢摇酒吧。那儿没有吵闹的电子乐，没有张牙舞爪的人群，气氛融洽，酒水价格也很公道。

　　出发前，我在电视机前支了张写得满满当当的白板，挥舞着马克笔，为他指点迷津：“进去以后，只能喝生啤、百利酒和果汁饮料，如果有人说你娘——就当是夸赞好了。要是感到头晕目眩、说话不利索，就千万别再喝了。最要紧的是，那里有很多漂亮姑娘，但无论无何，你都得跟着我。”

　　他则一如既往地将白板上的东西一字不落地抄在一张白纸上，又将白纸折起来放进口袋里，然后放心地拍拍口袋，跟我出门去了。

作者有话要说：　　

 

　　☆、4.

 

　　在酒吧里，我们遇到了“爱写什么写什么”区的同仁们，他们包了个卡座，一边痛饮一边互吐苦水。A4纸最先看见我们，远远地叫了我一声：“这回怎么没带姑娘呀！”

　　我们走上去，加入他们。鹿男彬彬有礼地冲他们打了声招呼，随即难掩兴奋地大声说道；“我们来买醉！”我的脸立马就绿了。大伙愣了一下，都哄地笑了起来：“你这朋友还真有点儿意思。”

　　老邹掉头向吧台上叫了一沓龙舌兰，和三瓶啤酒。我把啤酒推到鹿男眼前，自己喝龙舌兰。几杯酒下肚，气氛也就活跃起来了。大家一改往日垂头丧气的衰样，滔滔不绝地谈论着这两天变幻莫测的天气，继而讲到街头女人们的穿着，当a4纸说他的女友花了两千块买了条围巾时，话题又转向了所增无几的薪资。后来，场面渐渐冷下来，大家闷头喝酒，搜肠刮肚地寻找新谈资。就在这时，一个女同事不急不缓地抛出了一张王牌——李三。大家一下子又兴奋起来了，唾沫横飞地抱怨起他令人闻风丧胆的尖刻作风。老邹入行最久，为了博人一笑，难免抖一些黑料出来——当年他如何为难小作者啦，把某个画师扫地出门啦，因为和编辑处不来，把杂志社闹得鸡飞狗跳….

　　“不过这也是过去了，”他咪了口沙威浓说，“我跟你们说，他还想着东山再起呢。前些天还向从前闹翻的杂志社示好，人家压根不理睬他。也真够可怜。”

　　“他怎么在咋们这儿呆下来的？”

　　“你不知道？我们老板可是他的伯乐呢！”

　　鹿男在一旁傻乎乎地微笑着，插不进话。我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a4纸最近都玩什么游戏。A4纸说新出的特工游戏很有劲儿。大家就把李三的事儿抛之脑后，谈论起游戏来了。服务生见我们聊得起劲，过来问还要点什么。我们又叫了两瓶威士忌、四大壶黑啤，和两碟盐水花生、两盘鸡翅。

　　楼下的乐队奏起音乐，唱了一支很老的歌。歌唱完的时候，鹿男成了中心人物。大伙听说他在这方面很在行，就怂恿他传授经验。起初，他还不习惯被那么多人盯着，脸孔涨得通红，声音轻飘飘的，还犯结巴。老邹抓着鸡腿的手挥了一下，口齿不清地说：“别紧张！小伙子，慢慢讲！”他放松下来，一连串地说着那些术语，声音也变得娓娓动听了。桌边的人一齐托着腮帮子，醉眼迷离地听他说，还有人脱下外套，翻过来，用原子笔在上面做记录。

　　每次喝酒前，他都要先瞧瞧我，几次下来，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好像我很抠门似的。老邹看在眼里，猛地往桌上拍出把钱，说：“别看他脸色，今天我出钱！”既然话都摆在这儿了，我又能说什么呢？只好勉为其难地点点头说；“那你量力而行吧。”听完此话，鹿男突然就站起来，绕着桌子，摇摇摆摆走了一圈。我以为他喝疯了，低喝一句：“你干什么！坐回去！”他吃惊地问：“你不是让我靓丽地走么？”

　　凌晨三点，我们走出酒吧，到路边等车。路灯下，他眼眶发红，脸色异常惨白。我问：“你很难受么？可以熬住么？”他紧闭着嘴巴，点了点头。等上了电车，他把头靠在我肩上，已经万分痛苦了。

　　好歹回了家，他才扑到马桶上大吐特吐，吐完就变回了鹿，倒在地上人事不省。我拎起他的两条腿，像大功告成的杀人犯一般把他拖回窝，又在旁边放了只盆子。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他又吐了几次，吐完又接着睡。我只好搬到沙发上睡。他一吐完，我便起身去清理盆子，整夜都没合眼。

　　往后的三天里，他一直保持着鹿的形态。到了第四天晚上，他总算又变成了人，但却不会说话了。像是得了间歇性失语症，他再次回到了半年前的状态，只能用最简单的字眼。原来，他会说：“屋里太热了，我得脱件外套。”现在却变成了“热，脱。”饿的时候，也只说：“饿，吃。”更可气的是，过去他碰见什么麻烦，我过去帮忙，他会说：“没事，我一个人能行！”现在，他却笑咪咪地对我说：“滚。”

　　当然，他也意识到了这点，所以每次说话前，都会张大嘴巴，竭力地想多吐出几个字来，却仍于事无补。眼见半年的努力被一顿酒精浇得灰飞烟灭，我整个人也萎靡下来，但除了沮丧之外，什么都做不了。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半个月才有所好转。然而，当我志满意得，以为苦日子就要到头时，情况却来了个急转直下：他开始说外语了。某个晚上，我表达了一些观点，他点着头说：“lst die! Lst die!”我瞪大了眼问：“你说什么？”他惶恐地摊了摊手，紧跟着来了句：“lchweiβesnicht！”我听了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可坏了，这下，我所面临的问题不再是如何重新教他说话那么简单了，而变成了，为了迎合他，我得学习外语。这还没完，第二天，他开始说俄语，接下去的几天里，他分别用英语、爱沙尼亚语、拉丁语、印度语和我捣浆糊。

　　一开始，我还能够麻痹自己，假如他每天学会一门语言，那么终有一日他就会说中文。况且，虽然他不会说中文，但大致能明白我的意思，这比鸡同鸭讲要好多了。然而没多久，他突飞猛进的智力徒然转移了方向：他开始修水管、修电器、煮咖喱、做甜点、鼓捣照相机、用拉丁文写诗、骑自行车、打网球、游泳…于是我又想，如此一来，我就不必为生活上的事操劳了，一回到家就有热腾腾的饭菜吃，家里坏了什么东西，也无需花钱找人来修，下棋打球也不愁找不到伴了，这样说来，他可比小黄强多了。

　　不过，老天并未打算就此放过我。诸如此类的事还在不断涌现。鹿男分分秒秒制造出来的惊喜正如病毒一般在我的小房子里蔓延。尽管从客观的角度上讲，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安的情绪依旧像乌云一般笼罩着我，使我像更年期的仓鼠一样茫然无措——因为作为一头食草动物，他不知怎么学会了拧断鸡的脖子。久而久之，“预想”这个词眼在我眼里变成了马桶盖下的一声闷屁。夜晚我无法安睡，甚至不敢闭眼，我担心睁开眼时，他会把刀架在我脖子上。这样，白天上班时，我面对着屏幕，却一个字也敲不出来，而且总觉得口渴得厉害。我开始频繁地往返于办公桌和饮水机之间，脸虚肿着，脚步飘飘然，像用氢气球吹出来的人偶。

　　直到有一天，我洗完澡，从浴室里出来，发现电脑屏幕亮着，他正儿八经地戴着夹鼻眼镜，一会查看一下股票入仓出仓情况，一会在走势截图上勾三角——正如你能够想见的，我终于彻底地崩溃了。旋即萌发出一股摧枯拉朽的自卑感：看来我这座小庙无论如何也供不起这尊大神了。于是，趁他睡熟时，我在网上做起了鹿贩子的勾当。

　　我在网上商场填写的信息如下：

　　名字：鹿男

　　性别：雄性

　　年龄：7岁

　　商品信息：成年公鹿，身体健壮。性格温顺，无不良嗜好。精通多国语言，琴棋书画样家务理财样样都行，生活好伙伴，你值得拥有。

　　价格：你说了算

　　结果是，没有人来购买。他们都以为我疯了（我能不疯么？）。甚至有心理医生留言说：你需要帮助，这是我的电话，请速与我联系。此外，动物保护协会、科学研究所的人也留下了联系方式。

　　为了增强可信度，我又传了不少照片上去：一头鹿骑在沙发上看书，一头鹿趴在电脑前发邮件、购物，一头鹿把蹄子摁在颜料盘里，奋力作画…（是的，即使变回了鹿，他依然干人类的事）但依然没人肯相信，他们一致认为：这是继华南虎事件之后的又一次恶劣的讹钱行径，并因此扬言要举报我。

作者有话要说：　　咩哈哈

 

　　☆、5

 

　　过了一个礼拜，鹿男没走，我被请进了警察局。念在这两年的情分上，为了确保他不被发现，我老老实实地交代：因为工作压力过大，我的精神出现了一些问题。他们给我安排了一个心理治疗师，我也积极配合。当然，整件事也有好的一方面。公司给了我一个月的休假期，这让我或多或少得到了些安慰。在那短暂而快活的一个月里，我每天所需做的，就是躺在治疗师办公室里的长椅上，对根本不存在的病情进行信口胡编。

　　在那间光线昏暗、烧着安神香料的办公室里，我积攒了多年的职业素养得到了全面展露：我以精神病人的口吻絮絮叨叨地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分解得支离破碎同时漏洞百出，当治疗师抓住疑点不断逼问时，我便歇斯底里地大叫两声，然后无意地吐出两句真话。这些就够了吗？不，我渴望更长的假期。于是，我索性蜷缩在长椅上，模仿起鹿的形态来。当晚，我以匿名的方式浏览了他的博客，上面写道：“病情严重时，他甚至妄想着自己就是那头鹿。不过这种状况在之前的病例中也曾出现过。当时有个女孩，自称能见到一种隐形的蟒蛇，就诊时，她曾紧紧缠住一根柱子不放，说她刚吃下一颗蛋，必须绞碎它。”

　　在此需要声明一点，我如鱼得水的表演完全得益于a4纸写的一本关于精神病人的小说。尽管那本小说被李三无情地枪毙了，但经过我的身体力行，从实践角度来说，这确是本杰出的写实小说。

　　经过长达一个月的诊断，治疗师终于艰难地下了定论：此人的确由于工作压力而导致精神失常，同时，因为常年郁郁不得志，又迫切地渴望成名，才会在网上自导自演了这出闹剧。最后，他建议我再腾出一个月的时间进行治疗。

　　到了此时，所有的一切转而变成了摆在桌面上的交易：他想赚更多的佣金，而我想要更长的假期。可问题在于，公司不会给我那么久的假期，要多耽搁一个月，我的饭碗就不保了。另外，在一个心理治疗师面前演戏无疑是件苦差事。他不是傻子，如果我是傻子，那么一切就好办了，可坏就坏在，我也不是傻子，恰恰相反，我的所作所为目的明确。一旦展露出动机，就前功尽弃了。我曾不止一次地怀疑，在之前的一个月里，他对我的装疯卖傻坐视不管，是为了诱敌深入，从而揭开最终的阴谋。如果是这样，他将在之后的一个月里主动出击，杀得我片甲不留。毕竟，从根本上讲，这桩雇佣关系的建立不在于我，而是警局。他的双肩上承担着比医患关系更为沉重的负担——整个治疗过程都在警局的监督下进行着，他得随时向警局回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