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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雪走的那天我没去送机。等你回来时我来接你。我在电话里告诉她，然后去打工，专心致志地。回宿舍睡了很久，起来时发现已经天黑，天气跟时间其实已不那么重要，我坐在床上看远处的灯火逐渐亮起，我数算着它们：「一二三四五……」身体里有甚么被关上，甚至不觉得冷。我将躯壳交给自动导航系统，自己躲在某个角落。

　　我开始等待每日跟小雪通话的时间，我期待，却又害怕拨那个号码。小雪的声音跨越半个地球后变得很冰冷，总是淡淡地：「是吗？嗯，是的。」仿佛我是追债的人。于是通话后我总要花上一段时间平抚难过。

　　终于还是分手。通话那天夜幕垂落如死，没开灯，房间一任幽闇著，我也幽闇著，觉得体内有很大一部分甚么已经死去，全身都痛，一种钝钝的疼痛。那是五月八日，四年多之前。

　　那天开始，九点钟的时候，我的心总是在七点钟，而转眼间又是意味着心脏阵痛的开始的子夜十二时，我用全心、用全意，将回忆高高举起。正值考试，庄子十三篇内篇读得一塌糊涂，室友下学期就搬回去了，宿舍只有我一人，踩着细碎的脚步来来去去，寂寞如影。我更加沉默了，本来就是不多话的人现在成了哑子，常常一回过神来才发现天已黑，眼前笔记散乱，不觉热、也不觉饿。非常偶尔地，会梦见她，穿着紫色的短袖上衣蹲在地上，哭泣。我俯身拨开她额前的发低低地问：怎么了，谁欺负你了？她抬头对着我露出一脸的阳光，五官如此清晰呵……这个我深爱着的人……可惜她已不复存在。

　　曾有一段时间，每早介于清醒与迷濛的刹那最让我难过，我不知道我有这么多的感情供我挥霍。后来渐渐好多了，除了偶然觉得寂寞。只是常常我以为自己真的好起来了，真的，不再疼痛了。总还是有一首歌、一句话、一种味道、一个身影提醒我：对不起，你还没有痊愈，你还是很疼。像癌，病情反反复复，死不去又好不起来，拖着拖着，连自己都觉得厌烦。

作者有话要说：　　關於紗織收到的這封信，有些情節挪到上章末端去了，之前有追文的小夥伴有空不妨從上章後段看起。

 

　　☆、第三十四章　信

 

　　小雪七月二十四日回来，我老是惦记着这日子，千万次在脑海中想像我们见面的情景，说的第一句话，见到我的第一个眼神，第一个表情，第一个动作，第一个笑容。

　　我想像:她拖着超大的行李箱走出闸口，直发披肩。还是那条牛仔裤，那件暗紫色T恤，一如我第一次在机场上见到她坐在庞大的行李箱上，雪白的脸上架着眼镜，没有犹豫的步伐因为我而停顿，仿佛突然被甚么轻轻刺了一下。她跟我，隔着机场上疏落的人潮，仿佛隔了整座奈何桥。

　　冷漠在她脸上慢慢堆积，淡淡的，却相当明显。步伐又恢复了坚定，几步跨过了桥，轻描淡写地：你怎么来了？

　　我呢？我的第一句话会是甚么？好吗？好久不见……熟悉演释出的陌生会是甚么模样？

　　那天的情景，我想过无数次，从六个月前开始。然而结局还是跟我的想像很不一样

　　那天我迟到了，赶到时已是十二点。我站在机场的入境大堂，五腑六脏都被掏空，没有甚么留下，眼睛木木地痛，却没有眼泪。我花了一个多小时从机场回家，家在七楼，我慢慢踩着楼梯往上。我举起右手，掴了右脸。那里热辣辣地疼，疼痛让我觉得自己存在，汹涌的悔意平息了些，于是我举起左手。上到七楼我摸摸脸颊，右边肿胀些，大概是右手力气较大的关系。我躺在床上睡，电话突然响起，传来她的声音，很愉快地：

　　「找我有急事？我见你打了两次电话。」

　　我也笑：「没甚么，我到机场接你，迟到了。」

　　「叫你不用到机场接我的，我有朋友驾车来接。」

　　我笑得更厉害了，咧开嘴巴牵动了脸颊，疼得掉泪。回头再睡，醒来，突然觉得好多了，大概是心死的缘故，死了就不会疼痛……

　　纱织，纱织。看到此处你可是伤心了？这本不是我的原意，只是那段感情于我，是类似原罪的存在，削改了我原本的模样，变成今*你见得到的面貌——这段感情，以及其后它带来的一连串战争般的事故。你曾说允许我拥有自己的「房间」，到此处，我想冒一次险，打开房门在你面前裸.露。而我总以为自己写字是比说话更能贴近内在核心的。

　　因为小雪留学的缘故，我比她早半年毕业，在澳门本地最大的报社时事组当记者，她也很快在杂志社找到工作，顶头上司是我们导修课的临时导师——也是她喜欢上的那名有妻的男子。

　　我一直以为小雪有她的选择，她离开我是我不够好的缘故。只是曾经我们之间是没有所谓好与不好的——直到她不再是我的她。

　　而若是能就这么形同陌路，只偶尔在发布会上碰见了淡淡点下头，就好了。事后我曾一遍遍这么想。

　　两年间，我们就这么忙碌著各自的忙碌。母亲的身体似乎不太好，这么说是因为我们不常见面。许久之前她便认识了一高大沉默的男子，其貌不扬，但对她是好的。到我上大学住宿，她便搬去了与他同住。我倒是高兴的，孤寡多年，能遇上合适的人相伴不容易。只是每到周末，母亲还是回我们小小的唐楼公寓，为我煮饭煲汤。直到毕业工作了一年多，才渐渐来得少了，说是我该真正自立，她也想要自己的世界。后来便将那套公寓也转到我名下。而那时候我是那么忙，新的节奏，新的挑战，采访、调查、写稿、截稿死线，全新世界在面前展开，万花筒一般让我眼花缭乱，浑然不觉自己在得到一些，也在失去一些。

　　如果不是那次调动，人生轨迹本该是无意外地清晰可见的。

　　在报社工作两年后，我得了一个小小新闻奖，因为这个奖我升了头衔成为高级记者，同时也因为那篇得罪人的稿件，被调离时事新闻，去了突发组。

　　自是不忿，但也了解面对权贵，人生不公本是如此。何况总编答应了，过个一年半载压力小些，便让我回来。于是也就安心轮班，抬着相机跟一班男人蹲医院，守法院，必要时在路上飙车赶在警察消防员同行前到意外现场——幸好当时已经考取了摩托车驾照，心又狠，一个多月来倒是成绩不错，奖金也比旁人多些。

　　至今犹记得那年夏天，澳门雨水特别充沛，不过八月初旬，已经打了两次台风。风刚过，雨还哇啦啦下著，满天满地阴沉沉湿漉漉的灰暗色调。那周末本不是我轮晚班，同事生病我便替了他。到了夜晚，雨稀稀落落倒是停了。凌晨一点多快下班时，热线组传来消息：有人爆料亚美达街宝华大厦怀疑发生入屋打劫。地点离我最近，我一听便赶着去了。

　　宝华大厦是旧式唐楼，保养得不错，外墙刷了一层枣红，在这一片住宅旧区中显出异样的艳色。去到楼下时没有警车，也没见到行家，看来我是第一个到达的人。大门是老式铁闸，正好有住客入内，我放下长发，将相机藏入挎包，紧随着跟了进去。

　　消息说事发地点在三楼，一层层楼梯盘旋上去，走廊昏暗地朝两头伸延。307。我顺着门牌号疾走到尽头，门框上的灯没开，阴暗中看得出门半掩著，里头隐约传来低低的呜咽声。

　　「有人在吗？可以进来吗？」我将相机取了出来，一边绷紧了神经。

　　屋内没有回应，只是呜咽声似乎更大了些。我取出随身带的笔，戳开虚掩的门。

　　一室的幽暗，只从窗外映入淡淡一点光。我犹豫了下，进去拍照当然取的是第一手材料，但也可能被扣上非法入侵的帽子。这时里头呜咽夹着呻.吟，变成暗哑的低喃，听不清说的是什么，但确实是女子的声音。

　　我一咬牙，跨了进去，二话不说先是举了相机拍照，闪光灯亮起，强光打在这拥挤的客厅里，也打在卧室门边的身影上。

　　「阿 Sir。」那身影忽然间扑上来，那么快，极力地抱住我的腿。「阿Sir、阿Sir，我被人强.女干啊……我被人强.女干……」

　　我只觉得被冻住了，竟是动弹不得。勉力地往下看，昏暗中只见一双空洞洞的眼睛，透过凌乱的长发望着我、又像望着虚空，似人似鬼，嘴里翻来覆去只喃喃念着那一句话。念着念着，声调渐渐尖锐起来，最后竟然像索命似地凄厉，抱住我大腿的双手勒得死紧。令我也仓皇而疼痛起来，手中的相机无论如何再摁不下快门键。

　　等回过神我才发觉自己抱住了半裸的她，我不知道，或者我只是无论如何都冀望止住她的啼哭，因为那声音像凿入冰块的钢锥一下下钻入我的脑仁。我蹲下来，沉默地搂住她。凑得近了才看见她脖子上一圈青紫色指印，底下是撕得零零碎碎的白裙，在外头灯光下显出破败的颜色，就这样，那白布料上的血迹仍触目惊心，从房门口直延到客厅来，拖出淡淡一条痕迹。我咬住自己的手背才没让自己跟着女孩尖叫出来。任由她的双手揪住后背。空气中飘散著一股混合汗酸、体臭和类似铁锈的奇怪味道。

　　到警察、医护人员陆续抵达，事后回到家，我才从浴室镜内看到自己后背上一排排青肿的指甲印，一整个星期都退不下去，仿佛她的一部份痛转移到同为女子的我身上。

　　怎么说呢，纱织。入突发组的时日虽短，但我不是没见过血腥。毕竟去的总是车祸现场、火灾遗址或者跳楼自杀者的脚底下，不是没见过血淋淋的残肢扭曲的面孔，只是再没有一种□□哭喊带着那样惨烈的怨恨。这股怨缠着我，不时入梦。

　　因为这件事我被採訪主任一顿痛骂——第一个抵达现场竟然只拍了几张现场图，白白累报社赔了爆料的钱。训著训著，见我精神恍惚，想一想竟突发慈悲放了我一周假。

　　待恢复上班，案情已经逐渐明朗。再简单不过的事发经过：女孩随朋友参加派对，结识了主要涉案人，相邀回住处，结果引进来的不是一头，而是三头狼。如此明了，概括起来不过三五句话，牵扯出来却是连血带肉一团乱麻。

　　由于身上有明显施暴痕迹，身上也验出三个涉案人的精.液，案件很快被判定为强.暴，令人吃惊的不只是涉案人手段之凶残，性质之恶劣，还有他们的身份——主要涉案人是助理财务局局长的侄子，另外两个一个出身普通家庭，一个却涉及黑社会背景。舆论譁然。案子很快开庭审理，一审判定三个嫌疑人罪成，三人不服上诉。

　　一审结束那天，初级法院门前聚集了黑鸦鸦一片记者，兵分两路一边围住涉案人和他们的律师，一边困住了女孩和她友人。我挤在围困她们的人马中，仗着身高拥到她身边。

　　「胜诉了有什么感想？」「对方进行上诉有多少把握？」「要求的天价赔偿是不是太高……」「麻烦看这边……」四面响着纷杂的提问和相机快门声。我看着那女孩。事隔一个多月，她脖上的青紫消退得只余淡淡红印，戴着鸭舌帽墨镜口罩的脸显得那么小而僵硬，动作也是，在包围圈中硬生生往前挣扎，我忽然间仿佛听见那夜她在耳边干巴巴的嚎叫，错将我当成来救援的警察。

　　同行们见问不出什么，摄影记者也差不多拍了足够照片，开始惯例递上名片。我犹豫了下，在她从身边搡挤过去时也递了过去。被鸭舌帽压低的脸略抬起，仿佛看了我一眼，收下了名片。那只手柔柔弱弱，跟当天掐青了我后背的，仿佛不是同一只。

　　到案件开庭复审已经是十月，涉案人再次败诉，以高额保释金保释候审，并再次上诉總審法院，仍做无罪抗辩。

　　复审结果出来后的第三天，那女孩找到我，说她已经无处可去。

　　本来就是孤身在澳门工作，朋友、公司同事被记者扰不胜扰，无法再回原来的住所，积蓄也都用在官司上了。她在电话里说。更重要的是，连着三天她都收到恐吓短讯，短讯上只有一幅血淋淋的断腿图片，底下是一行字：你知点做。

　　警察呢？报警了吗？我问。

　　去过警署，说是证据不足。电话那头一阵沉默，只听得到沉重的喘息，她的声音有种神经质的紧迫：那阿Sir问我，做出这种事，怎么还有脸上街？他问，问我觉不觉得羞耻……

　　我沉默著。跟同事调班，将她安置在一家短租套房。

　　没有问题要问吗？她看着比我印象中小，也比想像中的清秀，只是脸色不好，眼下一层青黑，人很憔悴。要不要做个采访之类？她带着讽刺问。

　　我摇摇头。

　　她便径直躺到床上去，似乎是立即睡着了。等我起身开门，却又惊醒，惶惶然问我：能不能过一阵再走？于是我又坐回凳上，等她睡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