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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
皇帝却换了话题:“你既已逃出生天,竟然还会回来,如此看来,你那天想对朕说的话,对你来说一定很重要。”
“我之所以来,”叶孤城道,“是因为我要说的话,对陛下很重要。”
皇帝微微一怔:“你还真会说话。”
☆、九、于此望宸銮2
皇帝收起案上书卷,示意一旁座位,道:“坐。”
这对重臣也是额外的礼遇,遑论白衣,叶孤城俯首算是施礼,居然也就坐了。
一半是因为叶孤城就是这种眼高于顶的性子,一半也是因为他并不知道在宫里如何行礼。
别说叶孤城久居海外,就是京城的平民,也未必能严丝合缝行下宫里全套的礼,皇帝不以为忤,自己拖动椅子,坐的靠前一些。
皇帝叹道:“九月十五那天晚上,你说我是桀纣之君,所以才有桀纣之民,如今我前席以听,虽然算不得尧舜之君,也算效仿汉文帝了!”
与九月十五夜局面错综复杂,令他瞻前顾后的情形不同,这次面君,没有其他干扰,生死亦无需考虑,叶孤城也就恢复了他以往的直率:“陛下既然要做尧舜之君,那就请陛下给东南濒海生民一个出路。”
历朝历代,民间的怨怼,无非是贪官污吏,苛捐杂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朝廷也希望君臣一体、万民拥护,可是治大国如烹小鲜,天下事哪儿那么容易,皇帝以为他指的还是这一套,心中不禁有些轻蔑。
“天下子民,朕自当一视同仁,那山中之人,靠山吃山,你这海边的人,靠海吃海,岂能向朝廷额外索取?”
“陛下说靠海吃海,此话当真?”
皇帝方才觉察到自己的失言,已经被人捉住了机会。
“陛下既然知道东南百万生民只能靠海求生,为何绝其生路?《大明律》禁造大船,禁带货物下海,船主比照谋叛斩首。以此为准,沿海多少人并无谋叛之心,仅为商贸交通,衣食之需,却成谋叛之人?”叶孤城不无嘲讽道,“照这个条文,我在认识南王世子之前,大概已经谋叛十余次了。”
皇帝圣贤书读得多,海上交通,却不曾亲见,只得说道:“朝中的规矩,有例不可废,无例不可兴,禁海是□□洪武皇帝的祖制,海道可通外邦,故禁其往来。沿海虽然少些利益,却也少了贼人里通外国,可阻止倭寇侵入内地,地方上也能少受杀戮之苦。”
“陛下眼中只有祖制,将沿海民生视为草芥,陛下可知恶法非法,贼本非贼。”
“贼就是贼。”皇帝旧话重提,“不遵王法,背弃家邦,做了贼寇,自然可诛。”
“陛下口中的贼,不过是近海的农户和商人,若无海禁,本只是捕鱼贩货,谋生而已。一切禁罢,衣食无所出,则出海谋生是一死,杀人越货也不过一死,横竖只能一死,他自然不惜杀人越货,倘有机会还会攻城略地。朝廷如此执迷不悟,会使滨海人人皆贼。”
叶孤城无论说出怎样刺耳的话,都能不动声色,皇帝不以为然道:“滨海难道就没有不违海禁,勤恳耕读的良家之子了吗?耕读之人能活,那海贼不下海就不能活了吗?”
“我辈当然能活,还比耕读之人宽裕许多。陛下可知海禁之中,最苦的不是违禁之人,恰恰是遵纪守法的良家之子。东南之地,地狭人稠,土地产出不足以糊口,失地之人,无论如何勤苦,若不靠海为生,只会饥贫潦倒;而违禁之人通番互市却能获利十倍百倍,海禁愈严,利润愈高。人之本性皆是逐利的,长此以往,良家之子也视海商为衣食父母,纷纷入海为生,禁令愈严,海寇愈多,官军诛不胜诛,只得欺软怕硬,甚至杀良冒功,最终律法的威严荡然无存,而沿海之人只会憎恨朝廷。这并不利于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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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利之中,名在利前,越是上位者,越不能免,皇帝刚登基,更在意自己的名声,他正色道:“杀良冒功,虽然难以避免,但滥杀无辜,绝非朝廷的本意,更不是朕的本意。”
“杀良冒功,固然是滥杀无辜,逼民为寇,然后诛之,也是罔民。戚总兵平倭,可谓是当今最大的军功。可即便所谓倭寇,倭人不过十之一二,至多不过十之二三,被当做倭寇残杀的,十之八九是沿海的编户齐民。朝廷不许他们有合法的出路,他们就只能私贩;海上没有可循的法度,他们就只能弱肉强食;朝廷捕杀,他们就只能反杀;倭人勇武,他们自然会借倭人的名义。陛下口口声声效仿汉文帝,却残杀自己的子民,当作军功炫耀,岂不是缘木求鱼?”
皇帝差点要说出“不遵法度下海的就不是朕的子民”,一想这话出口,便将沿海之人排斥在治权之外,自毁帝王权威,他自有一种冷静自持、帝德如天的架子,按捺心情道:“你一介布衣,不知理国的艰难,既是为了沿海民生,也算动机可恕。这种话,朕在朕的文臣武将嘴里也听过不少陈词滥调,你跟着南王世子作乱,逼宫犯上,就是为了说这几句话,也未免太幼稚了。”
叶孤城只微微冷笑。
皇帝道:“朕说的不对?”
叶孤城怡然道:“能够直言又无利害关系的幼稚之人,不正是陛下所期待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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